1947年，陕北杨家沟，傅连暲病重之际，仍惦记着一件身后事。他给毛主席写信，提出希望去世后将遗体交给医学院，用于解剖教学，骨骼也可以留下作实习标本。毛主席读完信后回信：“来信悉，很感激……你的身体有病，望在工作中多多保重。” 这封信的分量，不只在于一位医生对医学教育的支持，更在于傅连暲把自己的身体，也看作能够服务人民的“最后一件医疗用品”。早在1940年，他担任延安中央医院院长时，就曾表达过类似想法。病痛越来越重，念头却没有改变。 傅连暲出生于1894年福建长汀一个贫苦家庭，后来接受医学教育，逐渐成为汀州一带颇有名望的医生。1925年，福音医院英籍院长离开汀州，医院一度无人主持，31岁的傅连暲接过重担。对他而言，行医不是谋取安稳生活的手段，而是解决穷苦百姓疾患的责任。 1927年南昌起义后，起义部队转战闽西。听到伤员即将抵达汀州的消息，傅连暲立即整理医院，组织医护人员接收救治。福音医院先后收治了数百名红军伤病员，徐特立、陈赓等人也曾在这里接受治疗。医院的性质，就这样悄然发生了变化。 1929年3月，毛泽东率部攻占长汀，曾专程看望傅连暲。后来，在毛泽东建议下，福音医院改组为中央红色医院，迁往瑞金，傅连暲担任院长，并兼任中央红色医务学校校长。一个没有拿过枪的医生，从此进入了革命队伍的核心医疗工作。 1934年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前夕，毛泽东因高烧病重，病情一度十分危险。傅连暲接到通知后，骑骡连夜赶往于都。见面后，他没有多作寒暄，立即检查病情、询问治疗经过，并作出判断。毛泽东当时身体虚弱，却仍说：“我没有时间害病，三天能不能治好？”傅连暲只能立即投入救治。 几天之后，毛泽东退烧，已经能够下地缓慢行走。他见傅连暲连日劳累，反过来询问医生的身体。病中的领袖和疲惫的医生，角色似乎调换了一瞬。毛泽东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，傅医生就是红军中的华佗。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，但傅连暲真正看重的，始终只是“医生”二字。 长征开始时，傅连暲患有肺病，胃病和痔疮也反复发作。组织上担心他的身体，曾建议他留在后方。傅连暲不愿离队，起初由人抬轿前行，后来坚持练习骑马。一次经过贵州山地，他连人带马跌入河中，行李也被水冲走。毛泽东得知后，特意让警卫员送去自己的被子。 那床被子并不多余。长征途中物资极其匮乏，毛泽东身边同样没有多少御寒用品。傅连暲起初不肯收，警卫员只说：“主席吩咐了，请你一定留下。”这件小事，既是战友之间的照料，也说明医疗人员在队伍中的分量：他们救治伤员，也必须被队伍保护。 1935年红军转战贵州期间，贺子珍临产，傅连暲在一间简陋民房中为她接生。孩子出生后，部队无法携带婴儿继续长途行军，孩子只能托付给当地百姓。贺子珍留下几块银元作为抚养费用，却没有留下姓名和信物。那个年代，许多革命者不得不把个人家庭交给战争作出牺牲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傅连暲担任军委卫生部副部长等职，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医疗和保健工作上。1949年中央保健机构建立，他参与相关工作，对药品使用、诊疗方案和医护汇报都要求极为严格。新药使用前，他往往亲自试验，确认安全后才批准用于中央领导同志。 1952年，针对当时严重的防疫任务，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，傅连暲负责办公室工作，组织细菌、病理、流行病学等方面专家开展调查和防疫。他不仅重视临床救治，也重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，努力把医疗工作从“治病救人”推进到预防疾病、保护群体健康。 长期劳累使傅连暲身体逐渐衰弱，吃饭只能进稀粥和煮烂的食物，卧室也成了办公地点。1957年，面对前来探望的同行，他再次谈到身后捐献遗体的愿望。只是这个愿望后来未能实现。1947年那封信，便成为他留给毛泽东、也留给医学界的一份特殊嘱托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