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讲一个听着不太对劲的生活细节。 一个七十八岁的日本老教授，在自己家里，晚上一定要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。他出门坐电车，从来不站在站台最前排。一个人在路上走，他会反复回头，看身后车灯打过来的方向，判断那辆车是不是在朝自己偏过来。 这个人叫笠原十九司，日本都留文科大学的名誉教授，研究了一辈子南京大屠杀。他养成这三个习惯，不是因为年纪大了怕摔跤，是因为有人想让他死，或者至少想让他闭嘴。右翼的街头宣传车在他住的城里转了一个月，用大喇叭喊；和他一起做研究的同伴，被人袭击过；网上、邮件里、传真机上，恐吓的话到今天都没有断过。 一个学者，研究自己国家在过去做过什么，研究到最后，要像躲暗杀一样过日子。 这件事本身就够悬疑了。但更悬疑的是另一件事： 在日本，像笠原十九司这样 “ 认账 ” 的人，是少数。而让 “ 不认账 ” 变成一种系统性习惯的，不是几个街头右翼，是一整套从上到下、从教科书到首相官邸的机器。 中国这边经常被问一句话：你们为什么老是揪着历史不放？ 笠原十九司和另外几个日本人的经历，其实就是对这句话最硬的一个回答。 不是中国揪着不放。是日本那边，一直有人在把已经写下来的账，一笔一笔地涂掉。涂的人，从来没有停过手。 一、那场打了三十二年的官司：一个人对一台机器 要理解“不认账”这三个字有多重，得先认识笠原十九司的老师，家永三郎。 家永三郎是东京教育大学的教授，日本战后最有分量的历史学家之一。1952年，他编写了一本高中历史教科书《新日本史》。这本书里，他写了南京大屠杀，写了日军对妇女的暴行，写了731部队。他的写法没有什么煽情，就是一个历史学者在教科书里如实记述。 然后文部省找上门了。审定意见要求他修改、删除书中的多处记述。理由听起来很“技术”：写得太“一边倒”了，太“负面”了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写日本在战争中受了苦，但你不能写日本在战争中让别人受了苦。你写了，就是“偏向”，就要删。 家永三郎没有删。1965年，他以“审定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”为由，把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。这场官司，从1965年打到1997年，整整三十二年，家永三郎三次起诉，从五十多岁打到八十多岁，打到走起路来都吃力，打到脑袋上的头发只剩一圈。 三十二年的结果是什么？1997年，日本最高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。判决认定，文部省要求删除关于“南京大屠杀”“日军对妇女暴行”“731部队”等几处记述的审定意见，是违法的。家永三郎取得了“部分胜诉”。 你把这个结果放在三十二年的长度里看。一个人，花了三十二年，证明了一件事： 日本政府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，确实在违法地删掉关于侵略暴行的记载。 他赢了，赢了“部分”。政府赔了他四十万日元。然后呢？然后教科书审定制度本身，没有被推翻。文部省照样审定，右翼照样施压，后来的教科书照样在删。 家永三郎2002年去世。他死之前，那场官司已经结束了五年。他赢了一个判决，但没有赢下那场战争。 他证明了一台机器在违法，但那台机器没有停下来。 二、文字游戏：从 “ 侵略 ” 到 “ 进入 ” ，从 “ 大屠杀 ” 到 “ 事件 ” 家永三郎的官司，揭开的是日本“不认账”的第一层操作： 改词 。 这不是民间右翼自己在家里改着玩的。这是由国家教育审定体系参与的系统性改写。1958年，岸信介政府战后首次修改教科书审定标准，把“侵略中国”改成了“进入中国”，把“战败日”改成了“休战日”。“侵略”是一个法律和道德判断，“进入”是一个中性动作。一支军队带着枪炮开进别人的国家，杀了人，烧了房，抢了东西，在教科书里，这叫“进入”。